裁判要旨

判断是否成立“等待性自首”时，对“现场”的认定并不局限于案发原地，应当充分考虑立法本意，重点分析行为人位置的相近性、人身的可控性、等待的可能性等客观因素，并结合自首行为的本质综合判断。

（一）首部

1.案由：放火罪。

2.公诉机关：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：李××，男，因本案于2020年3月9日被逮捕。

3.审级：一审。

4.审判机关：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。

5.审结时间：2020年9月3日。

（二）诉辩主张

1.公诉机关指控称

2020年2月26日，被告人李××因未发放工资等琐事产生不满情绪，于当日17时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处2号楼地下三层保安队长宿舍内，点燃棉被后引燃屋内办公设备及方便面等物品，造成室内明火，台式计算机、打印机、电话等物品被烧毁，后居住在该层的保安员将火扑灭并报警。案发当日李××在案发现场被民警查获。

2.被告人辩称

被告人李×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，但对罪名提出异议，辩称其是为维护自身及同事的正当权益、举报保安公司有违法行为而放火，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。

3.辩护人的辩护意见

辩护人辩护意见为：（1）保安公司不能按时发放工资，有违法行为，李××系为举报违法行为而放火，是在可控条件下实施了放火行为，无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；（2）李××放火行为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，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；（3）李××在放火后有提醒他人救火的行为、动作，应认定为犯罪中止；（4）李××无前科劣迹；（5）李××系自首。根据上述理由，辩护人认为李××不构成放火罪，应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，同时建议对李××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（三）事实和证据

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：自2019年12月下旬，被告人李××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处担任保安员。后因未按时发放工资、工作待遇差等事由，李××欲引发关注进而解决其诉求。2020年2月26日17时许，被告人李××以点燃棉被的方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处2号楼地下三层保安队长宿舍内放火，引燃屋内办公设备及方便面等物品，造成室内明火，并致台式计算机、打印机、电话、桌椅等物品被烧毁。后该层的其他人员将火扑灭并报警。被告人李××于案发当日在现场被民警查获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.证人刘××的证言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17时左右，其发现某处2号楼地下三层保安队长宿舍着火并组织人员灭火，电脑、打印机等房内物品被烧毁，救火现场未看到李××。保安公司存在未及时向李××发放工资的情况。

2.证人周××的证言证明：2020年2月26日着火后约半小时，其向李××打电话询问所在位置，李××告知其在B3停车场，但并未向其承认自己放火，之后周现勇派人将李××找到。

3.证人董××的证言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火扑灭之后，其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李××当日去过着火房屋，故派人将李××从地下三层车库找到并带至物业办公室，之后通知了派出所民警。着火房间面积约为十平米，其所在楼宇为地下3层、地上3层，总面积8020平方米，着火时约有18人在楼中。

4.证人柴××的证言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其在着火后于地下停车场出口找到李××，并将领导叫来，听李××说其从其他宿舍拿被子到过火房间扑火。

5.证人余××、季××的证言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17时许发现保安队长宿舍着火并参与救火，未看见李××救火，着火时大概有十几个保安在宿舍。李××和队长以及其他人平时没有矛盾。

6.北京市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出具的火灾现场调查情况说明证明：2020年2月26日17时17分23秒，某处32号院2号楼地下第三层保安值班室（B303）内的烟感探测器第一次报警。

经现场勘验：某处32号院2号楼地下第三层保安值班室（B303）长6.87米、宽2.86米、高3.57米，内有铁质文件柜、木质办公桌、抽屉式木柜、铁质框架单人床、转椅、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话、插线板、方便面箱、被褥等物品。室内有两处独立的起火点，一处起火点位于木质办公桌上，木质办公桌桌面有一个长35cm、宽33cm不规则形状的炭化坑，在炭化坑旁发现浅蓝色棉絮残留物；另一处起火点位于方便面箱上，在方便面箱旁的地面上发现浅蓝色棉絮残留物。室内烟熏痕迹轻微，两个插线板及其连接线路未发现故障痕迹，整体呈明火燃烧特征。

7.北京某物业公司出具的事发房间情况说明、现场人员情况说明及损毁物品清单，证实事故造成1台台式电脑，1台打印机，1扇玻璃门，1组办公桌及部分方便面等物品损失。事发期间，2号楼B3有保安员（含李××）共17人，工程部值班人员1人。

8.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，证实该室内东侧存放的部分整箱方便面已被烧毁，在方便面旁地面有未燃烧完的部分被褥；在室内西侧摆放有一办公桌，该桌上留有未燃烧完的部分被褥，在办公桌南侧地面有被损毁的电脑显示器、烧毁的打印机、烧毁的电脑键盘等物品及未燃烧完的部分被褥。

9.监控录像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17时12分30秒，李××抱着被子进入保安队长宿舍；17时17分59秒，李××从该宿舍走出，同时可见屋内有烟冒出；17时18分05秒，李××用脚踹该宿舍门；17时18分08秒，李××将一灭火器扔进该宿舍；17时18分13秒，李××离开该地点。

10.扣押决定书、扣押笔录、扣押清单，证实涉案物品白色带花打火机一个，已起获并扣押。

11.被告人李××的供述及指认现场笔录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17时许，李××因公司未及时发放其工资，所以产生通过放火方式引起他人注意并维权的想法，于是从地下三层休息室拿了两床被子到对面保安队长办公室点火。其用打火机将两床被子放在桌上点着，并将其中一床被子扔至墙角的方便面上，之后其用灭火器喷了两下并踹门引起他人关注，他人听见出来后，其跑至地下三层。李××没有参与救火，18时许其回到着火房屋发现火已经被扑灭，之后被警察带走。

2020年2月27日，李××指认石景山区某处2号楼地下3层保安队长宿舍是其点燃被褥导致物品被烧毁的具体地点。

12.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、工作记录，证实2020年2月26日，民警将李××查获。

13.户籍信息、网上比对工作记录、电话查询记录，证实被告人李××身份情况，李××不是在逃人员。

(四)判案理由

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：被告人李××在楼宇内故意放火，危害公共安全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，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，依法应予惩处。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××犯放火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的罪名成立。鉴于被告人李××系自首，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。辩护人关于李××系初犯、自首、放火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辩护意见，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，本院予以采纳；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李××系为举报违法行为、维护自身权益而放火，主观上无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的辩解及辩护意见，经查，虽在案李××的供述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，存在保安公司未及时发放工资的情形，但均可以通过正当、合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，此情形不能成为李××违法阻却事由，李××为了实现其诉求，不计后果，对放火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听之任之，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，故本院不予采纳；辩护人所提李××的行为未危害公共安全、应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辩护意见，经查，李××放火地点为楼宇内，案发时包括李××在内有18人在该楼内，其放火行为极有可能引燃该楼宇，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、健康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，符合放火罪的犯罪构成，故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本院亦不予采纳；辩护人所提李××系犯罪中止的辩护意见，经查，李××已着手实施并完成放火行为，该犯罪行为已经既遂，李××事后亦无救火行为，故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本院亦不予采纳。

(五)定案结论

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，第四十五条，第四十七条，第六十四条，第六十一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1.被告人李××犯放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。

2.扣押于公安机关的作案工具打火机一个，予以没收。

(六)解说

本案犯罪事实清楚，案情也较简单，但值得探讨的是自首情节的认定和处理。本案被告人李××到案后并未隐瞒，向公安机关如实交代其放火的事实，构成自首条件中的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。但关于自首的另一条件——“自动投案”的认定，成为了本案的焦点问题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规定了7种应当视为“自动投案”的情形，其中包含了“等待型自首”，即被告人“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，抓捕时无拒捕行为，供认犯罪事实的”也应视为自动投案。具体到本案，对于李××是否构成“等待型自首”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。一种观点认为：李××在保安队长办公室放火后，因怕被人发现离开作案现场，故不属于在现场等待，虽然在同事询问后告知自己位置且后续无拒捕行为，但缺少投案的主动性、自愿性，不构成“等待型自首”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：李××放火后移动至同一楼层的相近位置等候，在经同事询问后告知自身所在地点并自愿接受控制，无逃避追究行为，可以理解为在现场等待，构成“等待型自首”。

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，理由如下：

1.李××构成“在现场等待”

根据法律规定，“等待型自首”的成立要求行为人“在现场等待”，然而“现场”的含义和范围如何界定，法律并无明确说明，可能存在“案发现场”“作案现场”“报案现场”等多种解释。笔者认为，“现场”并不局限限于案发（作案或者报案）的原地，行为人所处的地点是否属于“现场”应当结合具体案情，充分考虑立法原意，重点分析案中行为人位置的相近性、人身的可控性、等待的可能性等客观因素，进行综合且全面的判断。

具体到本案，其一，李××在保安队长办公室放火后离开放火现场，来到保安食堂等候，但该保安食堂与案发地点属于同一栋楼的同一楼层，与案发原地位置相近且具有一定的关联性，使得李××具备短时间内被找到和及时回到案发原地的空间条件，应当与为躲避追究而逃至远离现场的其他地方有所区别。其二，法律规定“在现场等待”的初衷在于使行为人处于随时可控状态，确保其无脱逃的行为和意图，实现自首制度中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。李××在案发原地的临近地点等候并非因为便于隐匿躲藏，相反，其在等候过程中始终保持通信畅通并告知他人自己真实位置信息，使自己暴露于他人控制范围之内，符合“在现场等待”的立法意图。其三，李××的放火行为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，着火现场的火焰和浓烟对人身安全亦产生严重威胁，即便是作为放火者的李××，在面对危险时仍同正常人一样具有避险需求和自保本能，要求其在原地寸步不离的等待是不切实际的。综上，将李××在案发原地临近地点等待的情节认定为“在现场等待”，属于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，应当被刑法所允许。

2.李××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本质。综合全案来看，李××是在他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放火行为，其放火后至被他人察觉有作案嫌疑前，现场其他人因忙于救火而无暇寻找失火原因以及追查放火人，李××有充足时间和机会从现场逃离或者藏匿起来。可见，李××在归案前具有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，但其在无外力强迫且不存在阻碍李××逃跑因素的情况下，面对躲避追究的机会，能逃而选择不逃。

主观上，李××明知放火行为将受到法律惩处且公司正在寻找自己，并无逃跑意图，愿意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。客观上，在电话中告知他人其所在位置信息，并在原地等待使他人能够找到自己，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并无逃跑和反抗行为，到警后接受且配合公安的控制措施。李××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其具有投案意愿，愿意将自己交付国家追究其责任，符合自首的本质，而具体投案动机如何并不影响投案的自动性。

但假如李××留在现场并非是意志自由的结果，例如李××意欲逃离，但因现场环境复杂陌生而被困在现场，或者受伤、被人制止等客观因素被迫留在现场，则不能认定其自动投案。

综上，本案可认定李××的行为构成自首。